中国人读书，有一种背诵的传统。
我没有赶上念私塾的机会，但知道念私塾是要天天念、天天背的，从《三字经》到《四书五经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，要求逐段逐篇地背诵，背不出来，就要挨戒尺、木板的敲打。这种枯燥、刻板的读书方式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我曾以未经历它而暗自庆幸。但后来又发现，许多“国学”大师，或在传统思想、文化方面根底扎实和有所成就的人，多半是从那里走过来的，是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下过苦功、谙熟古代文化典籍的缘故。这样，我没有那段苦读苦背的经历，却又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差距。
学习，总得有所记忆，我们当然要提倡有机的、理解的记忆，而不主张机械的死记硬背。但我们却不能一概地反对背诵。比如，唐诗宋词、古典文学中的名作名篇，经过反复吟诵或朗读，若能背下一些篇章，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，是大有裨益的。学习外语，显然不能不背诵，有的英语教师提倡学生背诵《新概念英语》，因为它编写得相当完善，其中的课文不但是地道的英语，而且读来十分有趣，若能背诵，真是事半功倍。然而，什么当背，什么不当背，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50年代中期，我上大学哲学系时，新的哲学教材尚未编成，教师上课一般只发一个提纲，考试主要采取国外传入的口试的方式，每周课程很多，课堂上恨不得一字不漏地把教师所讲的记下来，考试前主要是背笔记。我虽然大都能考上“优”的成绩，但考完以后，那些笔记上的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，攻读原著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未养成。到毕业时，先哲们的原汁原味的代表作，并没有读上几本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学校的情况有不少变化。现在编写、出版的教材很多，学生听课用不着那么紧张地记笔记了；特别是近廿年来，青年们的思想也更为活跃。但是，文科教学的基本格局却似乎没有多大变化。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甚至到研究生阶段，为了通过层层考试（特别是升学考试），学生基本上没有摆脱以阅读、背诵教材为主的状况。我曾经问过几个哲学专业四年级的大学生，读过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没有？读过张载、王夫之的著作没有？读过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没有？读过康德、黑格尔的著作没有？读过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资本论》没有？我得到的回答，是一连五个“没有”。什么原因呢？通过考试，只要读教材、讲义，再加上听课笔记就够了，这些东西比哲学原著要容易读得多，至于原著本身，只读过一点选编的个别部分和段落，也就满足了。而且，这样的大学毕业生，再经过几本指定教材的阅读和背诵，又可能比较顺利地考上研究生。这种状况使我感到惊愕和困惑。我还见到有些悟性较好的青年，因不愿作这种硬背教材的考试准备，有的报考屡次不中，有的一开始就干脆放弃大学或研究生的报考。实际上，在专业学习上真正比较出色，或日后较有成就、在学术领域发挥显著作用的人，一般都不受某些教材和考试制度的束缚，主动钻研原著，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研究。教材的利用当然是必要的，但目前出版的教材，确实有各种参差不齐的情况。若以“哲学原理”为例，已经出版的至少不下数百种。其中固然有观点明确、论理清晰，不乏真知灼见的上乘之作，但看来只占少数，多数属于缺乏新意和特点的一般论述或平庸之作，还有一些是单纯为了“出成果”、评职称而辗转抄袭、拼凑而成的急就篇。如果不加辨析地指定为学习哲学、准备考试的教材，岂不容易束缚思想，发生误导作用？引导学生限于阅读和背诵这些内容，难道不易导致思想的贫乏么？
前几年从报纸上看到，我国文化界耆宿赵朴初等先生，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紧急呼吁，为了使我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不至中断，使文化典籍的阅读和研究后继有人，迫切需要建立幼年古典学校。最近，又欣喜地得知，舒乙等先生创办的圣陶学校已正式开学，第一批招收了四、五十个少年儿童，要求在十年内背诵诗970首，词曲700首，文680篇，总共2350首／篇，学习期间，平均每人每天至少背诵一首诗、词或一篇古文（见1998年12月24日《中国科学报》）。这个背诵的量是不是大了一些？可留待今后总结经验。这里使我十分赞赏的至少有两点：一是要求阅读、背诵的都是文化典籍中的精品，让学生一下就扑到文化的脉源上；二是从少年开始培养，经过严格训练，极其有利于出人才。而且，这种培养是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，与电脑、外语的学习相结合的。当然，要承接中华传统文化的薪火，要切实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，单靠办一个或几个少年古典学校，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。但我们从这里看到一种希望，一种人文学科教育改革的思路。
攻读文化原典，是人文学科培养人才的基本功，是在学术领域登堂入室的必经之路。因为正是这些经典原著，凝结了人类和民族的智慧，经受了历史的淘选和检验，是治学问道的可靠凭藉。对于这类著作，正如宋朝朱熹所说：“读书之法，先要熟读。须是正看背看，左看右看。看得是了，未可便说道是，更须反复玩味。”就是说，要读懂、读深、读熟，读出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来。当前的文科教育，使学生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困守在一般的教材、讲义上，在我看来，这是我们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误区。应当走出这个误区，回到精神文化的家园，在活生生的人类文化之树上开花、结实。这也许是我国人文学科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一个关节点，是高质量地培养人才的出路和希望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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